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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找北,找到最北 | 万里边疆教育行

作者:张滢 发布时间:2019.09.29
《中国民族教育》杂志

今年暑期,我有幸加入中国教育报刊社“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万里边疆教育行”融媒体报道组,和同事们一起前往祖国的最北极——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。本文所谈到的所有内容,基于我在当地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想、所感,以及我个人浅薄的阅历与ag电子游艺开户经历。

身在最北,何处是北

尽管地理书上说“我国南北方的划分是秦岭淮河一线”,但显然,对南与北的认识是因人而异的。甚至有这么一个笑话,说在广东人眼里“广东以北的所有地区都是北方”。

那么,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方位感?

以成长在我国东南沿海某省的我本人为例,到北方上大学之后,才知道找到北就意味着不会迷路。也才理解了,作为引申,玩笑话“找不到北”,通常的意思是失去方向、没有头绪,是心灵迷了路。

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,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,也是人们心目中我国的最北之地、极寒之地。冬天最冷的时候,这里可以达到摄氏零下50多度。

其实,最早这里不叫北极村,而叫漠河村。熟知中国历史的人会知道,直到清代《尼布楚条约》签订之前,中国领土的最北端还可以从漠河向北延伸数千公里。

漠河村的演变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:清代以来,这里先是从江边的一片少数民族游牧地,变成一个多民族杂居地,又因《瑷珲条约》的签订,沦为边境线上的一个自然村,再从一个边防驻地,因俄罗斯人盗采黄金而成为盗匪入侵的前沿阵地。随着清代漠河金矿局的设立,这个小村庄的地位渐渐变得重要。

1947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里建立了民主政权,让这个小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。经历数次合并、改名,如今,北极村已经是它响当当的名字。

21世纪初,北极村和大兴安岭林区的其他地方一样,受到禁止商业性采伐的影响,大量林业工人下岗,经济面临痛苦转型。近年来,随着旅游业的发展,“最北”概念经济在当地深入人心。

现在,在这个小村子里,随处可见“最北”的标识:最北银行、最北邮局、最北医院、最北饭店、“最北一家人”……当然,还有被“最北”环绕的北极镇中心学校——人们眼中的“最北学校”。

在学校采访的第一天,我和同事们忙于完成既定的拍摄任务,对于“最北学校”视频的主题几乎毫无头绪。整体感觉下来,这所“最北学校”似乎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学校并没有太大不同。

晚上八九点钟,看着天空始终不肯离去的夕阳,看着北极村熙熙攘攘的游客,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当下,对于异乡人来说,到北极村就是为了“最北”两个字。人们找北,找到最北,似乎更多源自一种对地域乃至生命边界感的好奇。那么,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,“最北”又意味着什么?

在第二天的采访中,我随时随地把它抛给最北学校的老师们。他们摇摇头,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不放弃,鼓励他们:“没关系,那就现在想一想。”

有意思的是,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说没想过这个问题,但每个人讲的故事里又都有“找北”的成分。

比如校长马建国,上大学时学的是地理专业,教授曾在上课时对他们说过“,咱们中国,南有三亚,北有漠河,漠河是中国的北极,定会有发展”。1997年,被教授“忽悠”的他,带着对未来的憧憬,一头扎进了漠河从教,再也没有离开。新世纪以来,在林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,与采伐相关的人口大量外流。马建国和同事们见证了上述变化给教育带来的冲击,非常无奈:学校不但留不住好老师,学生数也急剧萎缩,以前一个班级五六十个学生,当时就只剩下八九个学生,校园里空荡荡的。

担任校长以后,马建国采取各种办法,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,丰富学生的课内外活动,挖掘学校的办学内涵。近年来,学校的学生数触底回升,不仅一个生源都没有流失,反而每年都有五六个外地学生慕名来学校上学。

说起自己的故事,马建国越说越激动,冒出一句:“我觉得,最北就是祖国最偏、最远、最艰苦的地方,也是最需要教育坚守的地方。”说完,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回来后,我们在为“最北学校”视频提炼主题时,很自然地就把切入点定为“在‘最北’学校找北”。

完美之下,寸草不生

前些天,我收到马校长发来的微信,语气有点生气,还转了个链接,说觉得其中的内容“过于夸大”,“否定了其他边疆教师的付出”。

我点开链接一看,原来是某网站制作的关于王忠雷、于晶夫妇的视频。两人是北极镇中心校下属教学点——北红村北红小学仅有的两位老师,也是我们拍摄“我在边疆当老师”系列视频的采访对象。

说实话,如果没有到过北红村——我国地理意义上真正的最北村落,如果没有走进北红小学采访过两位老师,我会被视频里呈现的一切感动得热泪盈眶,并且相信视频编导想传达的每一个字,更会进而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。比如,我会认为到我国最北小学任教,完全出自王忠雷、于晶自愿,而非命运的一个玩笑——王忠雷报特岗教师时误以为北红小学在县城;会认为王忠雷、于晶之所以在北红小学坚守,忍耐孤独寂寞,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,完全出自他们喜欢、他们愿意,而忽视了他们和环境的互动,忽视他们在温暖边疆孩子的同时,也被孩子和家长们温暖;甚至会进而认为没有了王忠雷、于晶,学校就办不下去了,而他俩就应该在北红小学当一辈子老师,如果他们有一天想离开,就是对边疆教育的“背叛”。

换句话说,不负责任的叙事,极有可能变相“绑架”两位老师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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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教育报刊社“边疆行”黑龙江报道组与当地师生合影。 王友文 供图

事实上,去北红村之前,在查找王忠雷、于晶的相关报道时,我就有一个疑问:为什么几乎每篇报道都要强调两人放弃了原本只是“可能”得到的优越条件,心甘情愿到边陲村小为教育奉献?这完全不符合“85后”年轻人的真实心态。而且,几乎每篇报道所持的“口径”都不一样。有的说王忠雷本可以在齐齐哈尔一所中专当老师,为了到北红小学当老师,毅然放弃了;有的把王忠雷大专毕业的学历直接“提升”为本科;还有的,则把于晶到北红小学任教的原因完全归功于王忠雷的大力劝说……仿佛不这样强调,就不足以说明两人对边疆教育的无私奉献。

到了北红小学,和王忠雷、于晶逐一核对事实之后,我哑然失笑。那些报道大多建立在夸大甚至虚构了某些事实的基础上,从而塑造了两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,完美到不接一点儿地气,远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。

那些报道这样写,原因何在?我猜想,一种可能是记者沿袭了以往高大全的人物报道方式,除了这种方式,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手段才能展现人物的特点。还有一种可能,就是记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走进采访对象的内心世界,去聆听他们的心声与真实诉求。

在我看来,所有的“不愿意”或是“没有能力”,都源于“身份”“视角”的疏离。由疏离制造的完美,走近了看,只会给人一种“大树之下,寸草不生”的感觉。

边疆教育,自有逻辑

“神化”两位北红小学的在职教师,很可能会不自觉地遮蔽以往曾为学校艰苦付出的人。马校长的愤慨,也和这个问题有关。

采访中,我们了解到,在王忠雷到来之前,北极镇中心校只要是教龄在10年以上的教师,所有人都曾去北红小学支教过,长则5年,短则半年,有的老师还去过多次。老师们告诉我一段“佳话”,说的是中心校副校长刘永奎曾在北红小学支教长达5年。由于当时刘永奎的女友在镇卫生所工作,只要没遇到大雪封山,他每天放学后就驾驶着他的大摩托车开3个小时到镇上,和心爱的姑娘见上一面,再返回村里。

想想那场面,学体育出身的“帅哥”老师一骑绝尘而过,“拉风”!只是,这个故事浪漫中又有辛酸。每年,北红村的冰封期长达8个月,当地人都形容是“外面进不来,里面出不去”。在“出不去”的日子里,刘老师怎么办?他本人告诉我“:可以每周末到边防连队打一次固定电话。”是的,这就是2009年之前不通水、不通电、不通邮、手机信号无法覆盖的北红村。当然,值得欣慰的是,后来姑娘被刘老师的诚心打动,两人喜结连理。再后来,刘老师结束5年的支教生活,回到北极村和妻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每一个看似轻易的结局背后,其实都有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。支撑这只手运行的,则是边疆教育管理的基本逻辑。这种逻辑和教育教学仿佛没有直接的关系,也没有人去正儿八经地研究、总结过,但它却是边疆的乡村教育管理者们每一天都在实践并不断验证的。它涉及的很多问题可能摆不上台面,写不进研究论文里,但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且切切实实影响到乡村教育运转的。比如,一个单身男教师可以独自一人在边境小学坚持多久?他在当地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?派已婚女教师去偏远教学点多久合适,派一个人去合适,还是有伴合适?偏远小学教师短缺,教研问题怎么解决?学校需要和边防连队建立怎样的关系,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连队的帮助与支持……

在我看来,马校长简直是个“人精”,他对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的运行结构烂熟于胸。“让一个年轻教师单枪匹马长期守在北红村,根本不现实。”他管理中心校和教学点,有一套没有总结成文但实际证明简单好用的理论,比如,把年轻教师的个人发展、婚恋等问题通盘考虑。在他的大力运作下,2012年,王忠雷曾经的校友、当时的女友于晶通过招考,编制挂靠县育才中学,人则进入北红小学先工作,后来经过不断调整,正式调入北红小学,和王忠雷团聚。

马建国还干过很多“神奇”的事情。比如,兰州大学政教专业的研究生郭素丽,毕业后一心一意跟着丈夫——一位边防军人来到北极村,工作解决不了,只能在周边打零工。马建国偶然认识了郭老师,听过她的试讲,觉得很不错,想起学校还没有研究生学历的老师,决定为学校引进这个人才。为郭老师跑编制、解决教师周转房,许许多多在当地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,只要心存为了学校为了孩子这个信念,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,也没有什么是他不敢跟上级开口的。在一些地方,从来只有上级部门跟下级部门“借调”人员,中心校教职员工紧缺,马校长居然打报告从镇政府“借”来两个人辅助校园管理。

采访中,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——边疆地区、偏远地区的乡镇中心校校长,基本上等同于当地的社会活动家。而要具备社会活动家的能力,不但需要长期的扎根、无私的奉献,还需要许多人生智慧与生存智慧。

我更进一步想到,有时候,研究者、政策制定者这些“外人”站在各自的立场,可能很容易对边疆教育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或建议,但这些意见和建议的落实,最终还是要靠身在边疆的教育者努力实现。边疆教育的发展走向,应当由从边疆走出的人与现在仍在边疆坚守的人来共同决定。

归根结底,边疆教育的逻辑,并不外在于教育而存在,很多时候考验的是实施者的能力。并且,越是边远的地区,越是需要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加入。

(作者系本刊记者、中国教育报记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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