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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寻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的深层逻辑

鲁迅之问 百年回响

作者:孙郁 发布时间:2019.12.26
中国教育报
鲁迅之问 百年回响

福州市鼓山中心幼儿园 王刘昕(五岁) 绘

100年前,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几个月时,鲁迅先生的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发表在11月份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上。新文学的起点与儿童问题纠葛在一起,在那时显得意味深长,在今天仍然余音回响。

五四运动前后,鲁迅对于“人”的觉醒一直有一种期待,对儿童问题有一种敏感。因为那时候不仅缺少“人之子”,也难见“人之父”。此前他翻译介绍过日本的《儿童之好奇心》《儿童观念界之研究》《与幼小者》等作品,都与儿童生存困境有关,由此“才知道孩子的世界,与成人截然不同;倘不先行理解,一味蛮做,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”。

五四新学人有一个整体的文明观,儿童问题是在这个整体的文明观下开始讨论的。鲁迅的知识结构中,外来的意识中有尼采、托尔斯泰的片影,本土的则有章太炎等人的遗绪。尼采给了他个性精神的普照,托尔斯泰启示其关注“他人的自己”,章太炎则让他懂得重启中国文明之路的信心。这几个维度的思想,与他的现实精神汇成一片,便有了批判意识里的峻急和自审意识中的沉郁。峻急与沉郁这两个互相抵牾的元素,竟奇妙地在一个调色板里渐成动人的风景。

鲁迅在张扬个性的时候,从来不忘记关注他人的自己。在他看来,中国人最大的问题之一,是过分拘泥在自己的世界里,不太关心别人的存在。所以他认为一面要强调个性主义,一面要不忘利他精神。他的文章有个人主义的背影,也有世界主义的气味,这些并没有成为空洞的说教,而是化为了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意识。

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一文,把文化问题转化为日常的生活伦理问题,文字深处有着新的道德伦理和新的文化逻辑的闪光点,不仅传达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,而且有着开辟新路的责任承担,比起空洞的口号,带有更切实的力量。

在这篇文章里面,鲁迅首先提出了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延续生命、发展生命。他说:“此后觉醒的人,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,再纯洁明白一些,了解夫妇是伴侣,是共同劳动者,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。所生的子女,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,但他也不永久占领,将来还要交付子女,像他们的父母一般。”就是说父母不要占有子女,要让孩子独立、自由地发展。

鲁迅觉得,传统的ag电子游艺开户伦理中不变的教条,其实有扼杀青年的残酷性。这种惰性的存在是违背生命价值的。儒家的思想让人在固定的秩序上,不知道生命在进化的途中。今天的子,就是未来的父,一切应以幼者为本位,而不是相反。作为父亲,不能把利己和权利放在首位,而是有“义务思想”和“责任心”。

因此,鲁迅提出爱的概念,但这爱是觉醒者的爱。他说:“所以觉醒的人,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,更加扩张,更加醇化:用无我的爱,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。开宗第一,便是理解。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,是以为成人的预备;中国人的误解,是以为缩小的成人。直到近来,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,才知道……一切设施,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……时势既有改变,生活也必须进化;所以后起的人物,一定优异于前,决不能用同一模型,无理嵌定。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,却不该是命令者。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;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,专为他们自己,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,纯洁高尚的道德,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,也就是能在新潮流里游泳,不被淹没的力量。”

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可以说是新文化人的纲领性文献。以幼者为本位,而非安于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道。反对ag电子游艺开户的蛮横,考虑弱小者的冷暖。但又非溺爱他们,教会他们在社会闯荡的技能,目的在于自立。不依附于父母,不丧失生存的能力,在江海里泛舟而行,才是应有的本领。这里不仅仅有爱,还有严明的理性。

重要的是,其间有殉道的精神,内中喷吐的是大的情感。如他一再所说: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,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;此后幸福地度日,合理地做人。”鲁迅在面对新文化的思路时表现的悲悯精神,与历史上的圣贤们比毫不逊色。

鲁迅那时候的许多思想都是在这个原点上流出的,当直指旧时代的罪恶时,他不忘自己身上的黑暗;当提出个人的自大的时候,连带的是“自他两利”意识;而传播新思想的时候,又警惕滑入自己的逻辑里的陷阱。

鲁迅眼里的新文化,是自我解放与社会进化的自新。科学、民主、自律、利他,以多面的方式出现在他的笔下。一面是生命的燃烧发出的热力,一面又拖着历史的长影,这使他没有在缥缈的梦里沉眠下去,也没有躲在象牙塔中自我低语。他的所有文字都带着痛感,那些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咏叹,才是其生命哲学最为动人的部分。

以自己的痛感作为问题的出发点,是鲁迅与同代人不同的地方。这些问题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不小的价值。他认为:“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,但既已分立,也便是人类中人。因为即我,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,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;因为非我,所以也应同时解放,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,成一个独立的人。”今天我们研究五四,研究鲁迅,不能不深深注意这些原点的存在。

当人的觉醒和人的个性成长受挫的时候,难有“人之父”,自然就没有“人之子”,也自然没有中国的未来。

(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,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)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9年12月26日第10版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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